内容抵触上位法规定的法律是违法的，行政机关未予修改或者废除的同样构成立法不作为。
[43]埃利希的活法，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些都是法社会学的经典结论。[29]同前注[5]，强世功文。
随着2000年《立法法》的通过，从立法层面言，我国的法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早期形成的宪法惯例可能已被纳入宪法典的内容，而新近形成的惯例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认可与考验。[7]费春：《不成文宪法界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四、基本法律不是根本法《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职权。大宪法与小宪法之间效力如何？如果依正常理解，效力应该是一样的，就如大人与小人都是人一样，性质是一样的。
但是，谈论中国宪法惯例不应偏离宪法典所确立的最起码的宪法基准。但荷兰两位学者将以色列纳入复式成文宪法，将新西兰列入无法确定成文还是不成文的范围，见[荷]亨克·范·马尔塞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第52页。政治构造依于社会构造为其一层一面。
（一）所谓势或外力，就是谁亦不敢欺侮谁。所以宪政的重心，不在宪法的本身，而在使宪法原则发生实际作用的方法。他主张，宪政要从少数有政治能力的人做起。自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立宪法、开国会、行宪政的主张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
[8]梁漱溟：《谈中国宪政问题》，前揭书《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498页。[7]由此，梁漱溟对于宪政问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认宪政为救急仙方，今则知其为最后成果了，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8] 甚至认为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
[5]许章润：《宪法与账单》，载《读书》1998年第3期。[14]现代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1891-1962）同样认为，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种过程，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开始时不妨从小规模做起……从幼稚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我所谓内力，或自力或精神力量，即指此。类似的观点认为，立宪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如何组织其国家及其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思想，其精髓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及其权力的行使，藉以防止人民的人权受到政权的侵害，并进而确保政权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
例如，论文《日本近代立宪主义产生的源流》，载《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起始。后者只是一些与实际政治尚未发生关系的抽象原则的总称，可谓书本上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 in Books）。例如：对于某些道理的信念，正义感，容人的雅量，自尊心，责任心，顾全大局的善意，守信义的习惯，等等亦是宪政所由建立，及其所由运行之必要条件。
[19]张佛泉：《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前揭书《民主·宪政·法治》（上），第93页只是宪法学说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不同阶段中，因各有其不同的表现，故必须分别加以研究。
学说[3]则只有一层涵义，即指学术上的有系统的主张或见解（宪法学说显然是指关于宪法的有系统的学术主张或见解）。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
一般说来，在宪法制度、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三者之间，应该是先有宪法制度，后有宪法思想，在有了宪法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宪法学说。推而广之，宪法思想当比宪法学说宽泛，而宪法学说则比宪法思想专深。在1975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其指导思想，这就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从而给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极左错误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宪政建设遭受重大挫折。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也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文革时期毛泽东亲自建议下起草的1975年宪法的主要指导思想[5]。导致立法工作全国停顿。1975年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既是1975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也是关于1975年宪法的宪法学说，更是关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我国宪法的宪法学说。
推而广之，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这个错误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没有法律制度，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法律思想和法律学说。[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第5版，第1481页。
不论这种影响和支撑是显性还是隐性，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正面还是反面。由于陷入极左泥坑的宪法思想还未能从极左的错误倾向中走出来，导致急欲走出极左错误困扰的宪法学说仍然不能从此前一贯的注释性思维或解说性思维中摆脱出来，迟迟不能回归学术性的规范性研究，甚至继续以政治性宣传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既然宪法都不发挥作用了，宪法学也就不重要了。从1957年起，极左思潮开始在中共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宪法学说，总的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1950年春季，我由华北大学的第三部考入新中国成立后首创的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学习。
[11] 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876页：至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虽然反映了极‘左的路线和思潮因而很不完善，但从本质上讲，这两部宪法还并没有失去社会主义的属性 进入专题： 宪法学说 。制度与思想之间，大体上当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制度决定思想。
其实，不仅仅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法小组就曾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民法、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7]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宪法课程科学性和学术性被抽空，到了1965年、1966年四清以后，宪法这门课都被取消了。
第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5]‘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政策、经验等得以浸透在这部宪法里，并且表露无遗。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因有2部宪法出台，则必有与其相对应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第二个栏目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共16篇，全部是大批判文章。[10]参见王永祥著，《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96年9月版，第1－2页：把‘宪政理解或界定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的提法比较适宜，不管各种‘宪政之间有多少不同，它们相对于专制制度来说，都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错误估计。
三、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宪法学说是什么由于有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存在，因此，宪法制度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存在不容置疑。围绕着75宪法和78宪法所进行的有关宪法制度、宪法思想与宪法学说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必然存在着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独特之处。
作为特定年代、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在中国宪政建设史上，必有其特殊意义。第四，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显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相对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产生而言，就是那一时期的宪法思想，也是那一时期的宪法学说。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封建专制主义的‘朕即国家的逻辑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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